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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碑入草

草书,有广狭二义。广义的,不论年代,凡写的潦草的字都算作为草书。狭义的,即作为一种特定的字体,形成于汉代,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。


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,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区别。把汉代的草书称作章草。新体草书相对而言称作今草,其又分大草(也称狂草)和小草,在狂乱中觉得优美。正如李志敏所说:“临于池,酌于理,师于物,得于心,悟于象,然后始入草书妙境。 ”


草书由于字形太简单,彼此容易混淆,所以不能像隶书取代篆文那样,取代隶书而成为主要的字体。


引碑入草

引碑入草作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, 其首要问题是结合什么?引什么、入什么?需要澄清的是,引碑入草并非是在草书作品里加些许碑体字,简单地将两种书体穿插在一起,而是要将两种书体彻底融为一体,包括从内在技法到外在精神的高度融合,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书体形式和一种新的草书风貌。


碑讲究朴厚雄强,字形方峻坚削、古拙劲正,而草书讲究流放姿纵。所以,在探索引碑入草道路上必须敢于和善于取舍,其取舍原则,就是取其最本质特色,同时舍弃其余的特色。引碑入草正是要将魏碑和草书在高级层面,并非是要将所有诸要、诸美都无一疏漏地保留下来。否则,引碑入草必将失去实现之可行性,妄图“众美”却丢掉“大美”。这是探索引碑入草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。


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,正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,即集中将碑的最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,从根本上植入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,同时,他又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求,结字高古,取法汉魏,用笔大胆,点画简省,结体奇异险峻,使他的草书书风兼具“流放姿纵”和“苍茫雄浑”的神韵。此外,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力寻求变化和差异,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“千篇多面”的特点,但整体上又能体现出凝重粗犷、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。如果说在当代草书实践中,林散之为飘逸之美,那李志敏则为苍茫之美,两者风格迥异、刚柔互补,凸显“南林北李”的双峰对弈。


引碑入草的实现,最终依赖技法的支撑。一在笔法上,将魏碑之雄强、开阔笔法有机引入草书之中。魏碑的中锋绞转、万毫齐力与草书的外拓笔法不谋而和,在草书遒媚之中加以雄强之力,使狂草线条更显张力,可有效弥补大草用笔直白乏力的缺陷。二是在墨法上,将碑之用墨的生涩老辣以及饱墨法引入草书创作中,任意铺毫,万毫齐力,纵横使转。三是在结体和布局上,引碑入草注重“以势带形”、化线为点、疏密互补、结构天成,通过横向与纵向交替相映的字势变化,实现空间的随性摆布,提升全局的灵动和跳跃。更利于在流放姿纵的狂草中彰显出碑派的风骨与气势。


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的大气磅礴之势,得益于魏碑方笔和圆笔的浑然妙用。同时以狂草神韵境界为精神内核与之互通互融,亦方亦圆,方圆兼备,流畅中不失劲正之气。他将碑的墨法引到大草之中,厚涩之间现朴拙,酣畅之中出力道,形成浓枯对比更为强烈、线条点画更具张力、视觉感官更具冲击力的墨风特色。他注重“用笔贵约,约而能真”,在“化线为点”的探索中将“点”的运用推向极致,打破以传统点线互补为布局的固定模式。


任何一种书体和书风从开始萌芽到发展成熟,都需要历经岁月的多重砥砺和洗礼。李志敏作为引碑入草的开创者所进行的探索,为当代书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,值得书法理论界认真研究和借鉴。启功先生更是对李志敏先生的书法造诣大为赞赏,他说:“只有碑帖融合,才能突破前人藩篱。而李志敏先生对引碑入草的探索,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方向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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